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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如果说,中国目前还是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大买主,因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那么到明天,它将会变成卖家,出口那些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人们已经在某些市场上看到了它的身影:苹果、香菌、大蒜等等。中国有13亿张嘴,需要量巨大。它也拥有自己的资源:钱、实验室和研究工作等。它有志于此,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对科学的信赖。出于需要,转基因作物在中国会得到强制性的快速发展,这必将使中国在未来占据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中心位置。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转基因作物的例子显示,中国一方面不得不在大多数商品上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bb糖果派对官方网站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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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5,它完全有理由找回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历史上,它就长期是经济强国。国力的增强不会是一条静静的长河,可能会有危机、崩溃甚至倒退。在今后15~20年间,这一新巨人的突起将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主要的因素。这种影响并不是抽象的,本书中已列举了众多的实例。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今天还没有受到影响的,明天也将受到影响,它正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从每升汽油的价格到天气状况,从我们的工资水平、房租价格到食品质量——左右着周围的一切。bb糖果派对官方网站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

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

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

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bb糖果派对官方网站由此可见,小小的旺达真的是“中国制造”吗?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中国组装”更为准确。它就是在中国组装,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旺达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在许多行业里,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一条装配线而已,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出成品的那一段。美国公司负责设计、制造或外购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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